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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胡宗南部第一补训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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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8 20:34: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薄禧山 于 2018-1-8 20:41 编辑

                                             抗战期间胡宗南部第一补训处始末
                               —伪“河南人民自卫军”策反及西安整编记     
   
                                      薄禧山
                                   前    言
    对日抗战期间,胡宗南所部的第一战区第一补训处成立于1944年11月,结束于1945年8月,乃为整编反正的伪“河南人民自卫军”而筹设,其兵源总人数一万余,成员来自于宝(丰)、鲁(山)、郏(县)、叶(县)一带,由敌后游击司令高侠轩少将统领指挥;1944年冬奉命自河南抵达西安,归胡宗南第一战区长官部列管,接受整编,全称「第一战区陆军新编第一补训处」。高侠轩因功被任命为中将处长,除挑选三千名身体健康者空运昆明补充远征军赴印缅作战外,大部份经整训分发胡宗南各部,仅余百名干部,再由高侠轩统领秘密潜回河南敌人占领区,组织游击力量,继续打击日伪政权。补训处总部设于西安市甜水井街火药局巷22号,下设办事处机构,地址:西安市建国路信义巷3号,笔者父亲薄曙东任办事处主任。
                          一 支 特 殊 队 伍 的 兵 源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日寇为挽回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颓势及支援南洋地区作战,4月18日至5月25日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南北交通运输线的“一号作战”,战役第一阶段在平汉铁路线郑州至信阳之间展开。驻防叶县大林头汤恩伯31集团军总部所指挥的数十万大军,虽然人数众多,但装备很差,无法抵挡飞机、大炮掩护下的日军装甲纵队,以致丧师失地,连丢郑州、许昌、洛阳等37座城镇,损失惨重,退守到伏牛山区内乡县西峡口一带,凭险据守,才稳住局势,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中原会战或称豫中战役。
地处河南西南部的宝丰、鲁山、一带,自古民风强悍,清末民初,社会黑暗、民生涂炭、因不甘凌辱,揭竿起义的抗暴事件,此起彼落,各路义士枭雄辈出,如白朗、张国信、樊钟秀等便是其中翘楚。他们拉杆聚义、武装反抗,极大地动摇震撼了统治阶层,也影响孕育锤炼了广大民众,极富反抗的斗争精神。中原会战的失利,河南省大部地区沦陷,混乱中民间纷纷拉杆成伍,拥枪自保,凡集结人枪千余以上便自立司令,活动于敌我之间的真空地带,名为自卫保家,实则无所归依,在夹缝中求生存。日军为达其「以华制华」之目的,早有预谋成立维持会,以怀柔政策,收编上述民间武力万余人,成立所谓皇协军,番号为“河南人民自卫军”,下设五个纵队,驻扎宝丰县域内,随时配合日军,进行清乡、扫荡等任务。
   中原会战,日军攻势凌厉,汤总部匆忙自叶县转移至西峡口,大量武器弹药、粮秣被服等军用物资来不及撤走,少将高参高侠轩,临危受命,留置敌后,进行破坏;高将军趁日军立足未稳,迅速号召乡勇及收容失散官兵千余人,以平顶山煤矿公司为掩护,组成一支游击队,将前述军用仓库十余座,全数予以爆破烧毁;其后又陆续破坏公路桥梁、袭扰日军运输队、巡逻队,日伪军曾多次「清剿」,均因事先获得情报而化险为夷,原来伪皇协军第一、三纵队司令,均曾为高将军之部属,彼此早已暗中互通声气。
   陶士君,宝丰县曹镇乡肖王庄村人,时任31集团军总部少校干事,自愿前往沦陷区与留置敌后的高侠轩联络。6月上旬,陶士君持31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宋湘涛将军亲笔致高司令信函一封,由南召经叶县进入沦陷区,家中稍息,即前去煤矿公司面见高司令,公司人员各个荷枪实弹其实是全副武装的指挥部。高司令豪迈,直爽,分析了敌后态势:民间各路武装,日军抢先下手编为伪军,委派王定南为总司令,详细介绍了五个纵队司令概况及关系。并说游击队指挥部无险可据,近日准备转进至南召疆陡山一带。陶士君听高司令一番话十分佩服,决心请高司令写亲笔信函一封,投奔其老部下伪军第三纵队司令李智文处,秘密做策反工作。高司令告诫陶,伪军人员三教九流俱全,策反工作危险,一定要谨慎见机行事。
    陶面见李智文后,李委以三纵队参谋长重任,陶利用公开身份经数次秘密活动,又联系一纵队司令卢克山,游说其他各纵队,大家心照不宣,思想上达成基本共识,其祥细策反活动过程,陶士君在台湾出版的著述“八十沧桑”,“九十回顾”及高侠轩四子高双印教授“策反伪「河南省人民自卫军」追忆”一文有多次细致叙述,不啻谍报影视,精彩无比。其策反成功,约有五大主、客观因素:1、国内战场军民的顽强抵抗,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日寇末日来临。2、时值盟军大型战机空中轰鸣,震耳欲聋,天天经驻地上空轰炸敌后方,震摄力极大。3、做汉奸,落骂名,受惩处。做亡国奴,忍声吞气,任人宰割,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4、做堂堂正正有供需保障的正统中国军人。5、高司令方圆百里崇高的声誉,牢固的人脉关系和巨大的军事号召力。故天时、地利、人和,恰逢时运机遇,加上陶先生精心运作,穿针引线,功不可没。
    9月下旬,日军命该伪军开往叶县以南,置于日军和国军之间充当马前卒,伪司令王定南召开干部会议,下达日军命令,各纵队司令纷纷提出质疑,伪司令的回答不能服众,会场大乱。小队长杨清水(宝丰西关人)见机不可失,上前拦腰将王定南抱住,大伙一齐动手,连同翻译官秘书共五人都捆绑起来。李智文司令当即宣布脱离日军,投靠中央军,并公开介绍陶士君先生是31集团军和高司令联络官的身份,决定明早由滍阳街南庞庄渡沙河,过张良镇东,沿鲁山和叶县界边,进发南召,接受游击指挥部高司令的统辖。高司令早已作好接待安排,并在重要隘口布下伏兵,防止宝丰、鲁山的日军追(截)击。当天下午,高司令率员列队在边界迎接,与陶士君及众司令握手致意,见王定南后,下令立即松绑并待之以礼,充分表现其服人的侠义气度。
    适逢中秋佳节,各部按人数发放伙食费、犒赏金,采购大量节日食品,欢声笑语欢度佳节,兴高采烈庆祝反正成功。
    当时和高司令在一起的其四子高双印和跟随活动的同村老兵高松林回忆:在极短的时间里父亲充分发挥领导才能,动员一切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好了万人的住宿和物质供应工作,很不容易;在策反过程中高松林多次秘密传递信函与伪军有关人员联系,安排具体行动事宜。亲眼见王定南在房间里坐着,高司令安排他去采购鸡,设宴招待王定南。三十年代初,高司令任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英41军骑兵第3旅少将旅长率家乡子弟参加长城战役时,也知道王定南的中共身份及同孙殿英和吉鸿昌之间的关系。此时孙殿英已投靠日本,王定南正是利用孙殿英一位部下的关系得以回到河南,在伪军里任职发展。在多变复杂的时局里,高司令“义”字当头,对王定南礼仪相待,不做任何处置,移送31集体军总部。总部后以“通共”名义,在移送汉中途中在镇平与国民党高树勋将军相遇,两人结成“生死之交”,最终在解放战争中王定南奉命中共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委托出使高树勋部,策划促成了1945年10月高树勋率国民党军队在邯郸前线的起义,也是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支起义部队。为此,毛主席号召全军学习开展“高树勋运动”。
                      抗 击 日 寇 勇 救 美 军 飞 行 员
    在大片沦陷区内成功策反了万名伪军,其对民心士气的鼓舞,不啻一场巨大的战役胜利;面对广大沦陷地区,饱受凌辱熬煎中渡日的民众,同时坚定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打击日寇的疯狂嚣张气焰,振奋民族精神,也起到了巨大地唤醒推动作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以“迟来的胜利”为标题大力报道,广泛宣传这次反正成功事件。
    胜利,招来日寇的恼怒和疯狂,据目前健在的老兵刘党、行丙(宝丰李家庄乡)陶士君和高双印的回忆和文章:中秋节过后,日寇派大量坦克和部队追击围剿反正的队伍,在鲁山县三间房村(现瓦屋乡),张良镇李发河村,方城县大小卫陀村(现四里店乡)及附近彭河等地,同日军发生多次激烈战斗,高司令指挥各路纵队司令卢克山、李文、李智文、王凤山、刘新五、及郑子航、陈道番等众多健儿,利用有利地形和树木的掩护,英勇顽强抗击日寇,日军损失坦克一辆,死伤众多,被迫放弃攻击和围剿。
    中共中央1944年5月11日在“河南抗战发展的方针”指导下,针对沦陷区的现状,尽快发展动员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自当月至年底新四军五师及其他部队,派遣数千人的武装力量,以各种灵活的方式挺进沦陷区。因此,沦陷区呈现日寇、伪军、中共游击部队,国民党部队及其游击部队共存的复杂军事局面,正像高双印在追忆文章中所述“往往敌我不分,一日数警”,“有一次我游击队与日伪军遭遇,彼抢先占领山头制高点,以山炮向我猛轰;我无重武器,仅以机枪一面还击一面撤退,最惨的是老弱妇孺掉队,只好就地躲藏在树丛里,陷入双方的交叉火网中饱受惊吓。幸入夜风雨大作,游击队利用恶劣天气夜袭,日伪军不支,狼狈而逃,乃转危为安”。高司令率领万人的游击力量,利用人脉关系,地形熟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周旋其间,不断在活动中寻机打击敌寇。
   “最特殊的一次游击任务,要算是抢救美国来华助战的志愿航空队飞行员了。他在驾机轰炸郑州黄河铁桥时,遭地面炮火击落,跳伞躲在青纱帐里,逃避日军的搜捕,并昼伏夜出,由东而西向我军阵地潜行。但在第七日抵达鲁山县境时,不幸为日军截获,关在破屋中待决。我高部游击队于侦悉情报后,精选敢死队,乘敌不备,发动夜间偷袭,刀弹并用。一举歼灭守卫日军,顺利抢救出美军飞行员,当敌大部队闻惊来援,为时已晚。
    这位美国飞行员被护送至游击根据地时,受到军民热烈欢迎,只见这位个头高大、碧眼黄发的洋人被高高抬起,他穿着背上由蒋委员长所书:‘来华助战美军,军民一体救助’的飞行夹克,不断向人群挥舞双臂,伸出大拇指笔划,并操着生硬的华语高喊:‘顶好!顶好!’表示对我军民的敬意和谢忱。”(高双印著;勇救美军飞行员)
                                   西 安 整 编
    1944年11月正在南阳石桥镇整训的队伍,奉命编为第一战区陆军第一补训处,高侠轩被任命为中将处长,陶士君任参谋主任,12月奉命开赴西安接受整编正规军。
    西安整编会是什幺?究竟是如何整编?其队伍人数大于师级编制小于军级,或说高司令为师长,各路纵队司令及分队任团、营长,众说纷纭,传言不一。真假谁也说不清,惟大家都抱有爱国热诚,满怀胜利希望。
开拔适逢隆冬,路线由南召出发经镇平、西峡口、商南、龙驹寨,需翻越三千米秦岭大山。队伍没有御寒装备,又有大量家属随行,长途跋涉,挨饿受冻,一路万般辛苦。高司令为活跃行军寂寞和辛苦,邀请两个戏班随军,行军途中适时演出,视行军劳累情形决定休息日期和行军日里程,想办法改善伙食。为避免沿路地方势力的干扰和袭击,每到一地高司令拜访地方官员和绅士,联络感情疏通关系,给行军提供方便。尽管如此,一路上仍有掉队逃跑者不乏其人。历经近一月时间,1945年初,疲惫不堪的队伍抵达西安郊区蓝田和长安县交接处(现泄湖镇,高桥,司村一带)歇息待命。
    所谓整编,其实是在武装押解下的集体缴械和强制派发。队伍休息一月,春节过后,西安飞机场内集体按连为单位分别将武器放置一边,另一边开始体检时,大量部队在四周架起机枪警戒,以防因整编而人员心理浮动,甚至哗变。所谓体检,目视和过磅,条件合格者近三千人,编成一个补充团,由陶士君带领乘机赴云南沾益机场转昆明补充远征军(据健在的老兵史定坤的经历和回忆,大部编入54军14师),编余干部和士兵由补训处西安办事处整训派发。
    西安甜水井街火药局巷22号,座落于城内西南角靠城墙处,1939年程潜由洛阳调天水行营主任时,高侠轩任其部下河南第一路军少将司令,随之调来西安负责城防,高兼城防司令,程潜赠送地皮一块自建房院,以安置来西安之家乡子弟。此次补训处成立,总部便设立于此,因大量行政、后勤机构,需要配套服务,又在下马陵东边内城墙东南处信义巷3号大院,专设办事处,笔者父亲薄曙东负责处理整训派发事务。
   胡宗南的办公地点有两处,一处是南郊荐福寺里(现小雁塔内)为一战区行政长官公署办公,一处城内东仓门1号也称董子祠(董仲舒墓)或称下马陵(现兰州军区西安和平门干部休养所),为胡的常年办公和居住处。补训处总部和办事处与胡的办公居住处相距不远东西方向一条线上。笔者多次听母亲(高侠轩二妹)讲,为争取胡对整编队伍的关照和较多的经费,得知胡也十分喜欢骑马,便邀请胡一起郊外赛马游玩比赛,骑兵出身的高司令骑术绝佳,每次胡都处下风,胡又不服气,称高的马好,高借机送马与胡,达到联络密切关系。
办事处每天三五人或十几人不等的集合、整训、换装,派发交接到胡的各部队,几个月父亲奔波于小雁塔行政长官公署,办事处和补训处总部之间协调具体事宜。
    最头痛的是编余的一百多名干部和家属,一时无法安置,胡宗南任命高司令为38军副军长虚职,一则不合秉性,二则不忍家乡百人的干部流落无归,决心重返河南沦陷区打游击。
   1945年4月高率领编余干部携带胡宗南拨发的电台两部,充作军费的假伪钞几大箱,由十几匹马驮着,化装身份从潼关潜入河南沦陷区区,再次组织家乡游击力量,直至抗战胜利。并做为宝丰县唯一代表,应邀参加胡宗南主持的“郑州日军受降”仪式。
                               历 史 的 回 望
    陶士君老先生在回忆文章里:“在西安机场缴械拨编分散之情景,也令人为之鼻酸,那些司令及重要干部留在补训处,由高司令安置,临别时不免黯然神伤,心中颇有歉意。”
高双印叙述:“情况至为微妙。中央一向视此类部队为「杂牌」,总是设法予以「消化」。「陆军补训处」处长领中将衔,介于军师之间,较有弹性且名实两者兼顾,也为尔后借「补训」之名整编遣散预设立场,真是妙不可言。”
    曾参加武装缴械整编的胡宗南部士兵李世怡在陕西“宝鸡文史”“解决高侠轩部的经过”一文中回忆:“和严团长研究了战斗部署,即要我摇通各营下达命令,要隐蔽包围司村。刘的车进入司村后,随遭到四面包围,有些兵还准备逃跑。刘超寰(任胡宗南部军长)谈:‘这也是一种绥靖政策。这次把他们送到国外补充远征军,他们想抢吧,人生,想逃吧,地不熟,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宝丰、鲁山、郏县的众健儿,集民族大义、爱国情结、乡谊召唤、毅然举义,寄予美好的幻想,换来的却是当局的政治伎俩、歧视、武装缴械及队伍无情地分割撕裂而梦想击碎,无法理出头绪,人们留下的深深印记却是对豫乡子弟们的无限念恋。
   这是已被淡忘的发生在平顶山地区的一段抗战轶事,是平顶山地区子弟组成的最大一支赴印缅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前线的远征军队。他们绝大部分血洒战场、驱留异域、英魂未归,至今孑遗者无几,耄耋垂暮,风烛残年。在民族危难时刻,仗大义、明大理、辨是非,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和远赴异国战场的民族壮烈精神,彪炳史册,天日昭昭。政治博弈缺少民族文化中的和解和善意的大度,时代发展的局限和复杂的社会意识,应有的功绩,真实的事实,却阴错阳差,长时间人和事却受到极不公正的遭遇和对待,造就了民族的悲剧。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对国民党军队抗日正面战场的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公正肯定。一大批追寻抗战老兵的年轻志愿者,为老兵的民族悲壮精神和反差的处境所感召,为仅存的民族脊梁和精神践行者能留下人间的温暖和大爱,享受到华夏民族的情意和关爱,他们默然无声工作,辛苦奔忙,笔者为此深受感动。拙笔再现平顶山地区抗战老兵们的一段悲壮抗战历史,愿和仅存的老兵一起“人生如白驹过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闻于没世矣!”,能够告慰九泉下的抗战英魂,能够得到健在老兵的一些心愿满足,弘扬民族精神和血铸的灵魂永世代代彰显,鄙人心亦足够欣慰矣!
                                     2014年2月18日于西安
  注;
    陶士君  原籍河南宝丰(现平顶山湛河区)曹镇乡王庄村,1918年生。祖籍河南固始,明末迁至宝丰,为陶渊明的后裔。抗日战争中投笔从戎,是策反伪“河南人民自卫军”万余人反正的主要参与者。国共内战时曾任承德县长,曾代表傅作义将军参与了北平和平谈判。1951年从香港去台,现任台湾陶氏理事会会长。热心公益事业,在台湾有较高声誉,特别是他一直以来呼吁和平,反对“台独”,并时常往来于两岸宣传他的这种理念和主张。曾任台湾地区官修地方志《南港志》总编辑,作品有《日本侵华见闻录》、《河南人民对抗日战争的牺牲与贡献》等。
   高双印 台北师范大学教授,1935年生,鹰城将军高侠轩之四子,自幼在对日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成长,孕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操,是策反伪军及「第一补训处始末」的见证者。1949年赴台湾,献身教育事业,出版专著十多种及发表论文数百篇。任台湾宜兰河南同乡会理事长期间,促成台海两岸“歧路灯”学术研讨会、平顶山观世音文化台海两岸学术研讨会、台湾与汤阴和杭州岳飞庙结盟、捐赠河南残联轮椅、互邀组团参访、戏剧演出的一系列活动,对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增进彼此间了解与情谊,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堪称竭尽心力。
现任大陆岳飞思想研究会台湾高级顾问,江西南昌大学特邀客座教授,“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究会高级顾问,(其夫人吴秀玉教授为会长)。有其父慷慨、豁达、朴实、仗义之遗风。
                 此文发表于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宝丰史志”杂志。
               作者;未央区政协特邀文史研究员  西安38中知青
      
   
  
         
  
      
      
   
         
发表于 2018-1-9 12:42:27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史资料记录了历史的真相。
发表于 2018-1-9 16:36:15 | 显示全部楼层
学习、了解一点历史。
发表于 2018-1-14 23:24:56 | 显示全部楼层
学习历史,了解史实,多谢楼主给民族近代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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